把“官”告上法庭，開庭時卻發現，被告人席上一個官員都沒有，只坐著一個律師；庭審時，面對法官的詢問，律師一聳肩，一問三不知——“我只是代理人”，“委托人就是這么跟我說的”，“具體情況我也不清楚”。遇到這種“告官不見官”的情形，如果你是原告，此時此刻，你的心里一定是崩潰的。

不過，“告官不見官”的這種情形，就要被掃進法制史的垃圾堆了。這是因為，7月2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印發《關于行政訴訟應訴若干問題的通知》（下文簡稱《通知》），明確規定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。這部《通知》，是我國首個全面規范行政應訴工作的專門性文件！所以，那些一遇到案子就“沒時間”、“怕丟面子”、“端著架子”的領導干部，快醒醒吧，出庭已不是當年的選擇題了，而是一道必做的填空題！

那么，這部《通知》究竟有何威力，竟讓行政機關的領導干部坐上“被告人席”？

原來，《通知》明確了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責任，拒絕“不想來就不來”的“任性”——將行政機關負責人的范圍明確為正、副職負責人及其他參與分管的負責人，負責人不能出庭的，應當委托相應工作人員出庭；與此同時，明確“涉及重大公共利益、社會高度關注或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等案件，及人民法院書面建議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的案件”，負責人應當出庭。有了明文規定的“硬杠杠”，就能在不影響行政機關履行職責的同時，打消部分人找借口不出庭的“軟抵抗”。

如果有的領導干部就是不來，該怎么辦？

別擔心，《通知》有這樣的規定——行政機關負責人和行政機關相應的工作人員均不出庭，僅委托律師出庭的；或者法院書面建議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，行政機關負責人不出庭應訴的，法院應當記錄在案并在裁判文書中載明，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第66條第二款的規定予以公告，建議任免機關、監察機關或者上一級行政機關對相關責任人員嚴肅處理。

出庭還涉及烏紗去留，這樣一來，就部分心存僥幸的“官老爺”就不得不三思而行。事情至此還沒有結束，《通知》還指出，人民法院還可以“通過司法建議、白皮書等適當形式，及時向行政機關作出反饋、評價”，乃至“以適當方式將本地區行政機關出庭應訴情況向社會公布”。讓“好面子”而罔顧法律規定的行政機關在領導、同僚、社會公眾面前“丟面子”，監督依法行政的行政訴訟才能“有里有面兒”。

有的小伙伴可能不解：行政訴訟，為啥要一直盯著行政機關負責人？

長安君覺得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制度，就是要確保在法治的框架下，行政訴訟功能正常發揮，行政服務功能有序實現。通過“起訴”和“應訴”，實現依法行政，推動依法治國。對于依法治國，抓住行政機關負責人這個關鍵少數，有何深意？

首先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，是對法律威嚴的尊重。長安君不只一次聽說，以往，行政案件是領導干預的“重災區”。有些案卷中法院收到的“條子”能夠裝滿一整本案卷。案子要不要立、該怎么審、應如何判，一些行政領導干部都要插手過問。

為解決這個的固疾，中央先后制定規范，從立案登記、責任追究、記錄干預司法行為等多個方面扎緊制度籬笆。如今，用制度來規范領導干部出庭應訴，無形之中對“好面子”的領導干部形成倒逼，讓他們在面對行政訴訟時，感到法律威嚴的壓力。先樹立起法律威嚴，全面依法治國的路才會越走越順暢。

其次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，能夠提振對司法公正的信心。長安君認為，行政訴訟中，鑒于被告原告之間身份的“懸殊”，何人代表行政機關出庭應訴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。行政訴訟案中，領導干部在法庭上露面表態，恰是小伙伴的期待。然而“告官不見官”不僅會令小伙伴失望，也會造成行政機關拒絕接受司法監督的印象。

如今，領導干部出庭應訴，能夠最大限度減少“身份”和“地位”的影響。雙方以“原告”和“被告”的身份，控辯平等對抗，呼應了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精神。通過證據和法律解決爭議問題，進一步規范行政行為，不僅有利于誠信政府的打造，而且對小伙伴也是一種法治文明的宣傳，有助于全社會法治意識的提高，加快推進法治進程，提升對司法公正的信心。

最后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，可以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辦事。當領導干部被“逼”上被告人席的時候，他們才能第一手掌握其所在單位的具體執法信息，才有利于化解問題，追究執法過錯。此外，出庭應訴，與原告面對面論辯，對領導干部本身而言，也是一次極好的法律課，這可比被動學法更有成效。如果領導干部都可以養成“辦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決問題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”的習慣，行政機關依法辦事水平就會更上一個臺階。

雖說《通知》提供了制度保障，但長安君覺得，推動負責人出庭，不能只是法院“一頭熱”。所謂“不能”出庭應訴，客觀的“不能”很少，多是主觀的“不愿”，這是缺少為官一天，為民做事一天觀念的病；是自視權高位重，不屑“屈尊”與群眾接觸的病；更是缺少法律意識法治觀念，瞧不起法律的病。這個頑疾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，更會阻止全面依法治國的深入。

是否還記得陳鳴明？這位貴州省副省長，在今年4月11日，成為全國第一位出庭應訴的副省長。陳鳴明在最后陳述中說道，“我們的工作要接受群眾的監督，輿論的監督，司法的監督。所以為什么我今天要來出這個庭，主要是表明這個態度。”

其他的領導干部，是否有這樣的魄力，勇氣，責任與擔當，主動站上被告人席，傾聽來自對面的聲音？ 談到為官時，習近平總書記曾告誡，領導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，要身體力行，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典范，做“法治中的人”。對于回避矛盾不敢負責的“太平官”，長安君想說，不走依法的“明路”，就沒有為官的“出路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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